我们在成长的路上，花了很多力气，想要为自己的人生加分，想要清楚知道工作与梦想的不同，我一面读也忍不住一面想着，我真正知道自己的“天命”是什么时候的事？2005年的夏天，我住在英国伦敦，近郊的Hampstead Heath公园，成了我下午时常去散步的地方，只是为了去看一张摆在草地上的桌椅。这套桌椅的形式，是意大利艺术家Giancarlo Neri的作品，试想三十呎高的巨大桌椅，突兀地孤立在山坡的草原上，让任何人从远方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到，那冲突性是很强的。“如果我是法国人，就会把这作品放在山顶，但是我是意大利人，所以谦虚一点，放在山坡上。”他在电视访问中这么说。这个户外装置艺术作品的名字，就叫做“作家”（The Writer），创作者说他想要传递的是作家写作时的孤独，而这套桌椅，就是他献给孤独写作者的纪念碑。每个人看了这个作品，都有不同的诠释。有人说这套放在将近八百公顷的旷野中的桌椅，代表着面对空白稿纸的巨大压力；有个叫做Olivia Cole的诗人，则说这是自我无力感的呈现；也有伦敦的报纸评论认为，椅子被推进桌子里面，代表作家显然不在座位上，所以作者真正想要提出的问题是“作家在哪里”？但是创造这个作品的艺术家自己，也表达他自己的看法，他觉得桌椅就是作家的舞台，就像任何舞台一样，只是一个空旷的躯壳。这是为什么他将桌椅本身尽量做得平凡无奇，就是不希望有人特别去注意到桌椅本身的颜色式样，因而将心思放到明显缺席的主角身上，至于这个主角，究竟是公园里看不见的英雄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就由观众自己想像了。

我每次去的时候，却都看到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孤单，尤其是在听到每个人在争辩着这个作品的意义，越能体会那种强大的孤单。因为我的工作可以一年到头都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生活，我开始写在各地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所带来的人生启发，这下笔思考的过程让我头脑清楚，发表分享的互动过程则让自己开心，但是从来不觉得我因此就是个“旅游作家”。知道我一直是有全职工作的人似乎不多，知道我三十岁之后的工作，是在国际非营利性组织的人或许就更少了，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从高薪的美国跨国企业主管，变成一个跟缅甸公民社会一起工作的人，似乎就更难理解了，所以不如继续叫我旅游作家最为简单。作为一个旅游作家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做。一个人旅行，一个人写作，然后交给出版社或杂志社，新书出版以后，办一些演讲活动，幸运的话找到一些赞助商，又接着下一场旅行。一直专心做一件喜欢的事，应该可以继续下去。但是如果到了三十岁，我看到的世界比二十岁大了，想做的事情也变大了，再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，却还勉强继续留在原本的书房角落，那不是很哀伤吗？

所以三十岁以后，我决定把我的书桌跟椅子搬到旷野中，我要走出去，努力从一个旅游作家，加入那些希望世界变得更好，相信世界有一天会和平的行伍中，变成这股美好力量中难以辨认的一份子。但是夜阑人静的时候，我还会爬上这张在旷野中的巨大桌椅，一个人在月光下振笔疾书，就像我往常所做的那样。于是，写作的快乐，又回来了。天命不是老天爷安排的宿命，天命是需要追寻的，我再同意不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