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宗龙生来好动，喜欢挑战自己，在家里玩到落地窗的玻璃碎裂，弄得自己头破血流；母亲剪发，他玩刀片，玩到割掉半个手指。8岁时，母亲索性把他送去学舞，希望他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。
家住万华，父母卖鞋营生，10岁的小郑宗龙开始喜欢摆摊叫卖，“在街上，我妈不会管我，我要怎么叫就怎么叫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街头像个表演的舞台。”那段日子真是开心，因为自由，也因此见到形形色色的叔叔、阿姨，“警察来追就很快乐，因为刺激的事要发生了。”
打工卖鞋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，“最后一次摆摊是在迪化街，一个喝醉的天字辈帮派分子突然打了我一下，又从旁边的日本料理店抢了一把长刀，在人群中追杀我。”刚排练结束的郑宗龙，体态略显疲倦，眼眸的光芒却没有消散，“被追杀很恐怖，但除此之外还有着荒谬。”看来理所当然、好端端的生活，倏忽之间，生死一线，这种突兀的荒谬也存在于念头，善恶同样可在一念之间。这荒谬或许也转译成他的舞蹈语言，当舞者的手势或身体正由内而外延展、线条即将优美完满时，却倏忽一个转折，顿时改变动向，打破了“理所当然”的美。
升学主义下，国中分为A、B段班，郑宗龙念的舞蹈班介于其中，但他往B段班靠拢。“下课时，班上的同学都在教室念书，只有我孤孤单单地出去玩，于是交了一些B段班的朋友，称兄道弟、义气相挺地一起吸安，也去勒索。”
考上北艺大之后的第3年，郑宗龙迷上和一群人打网咖。“那时学校排跳《薪传》，晚上10点一排完就杀到淡水网咖，打到早上6点又赶回学校练太极，就这样连续3天3夜不睡觉。”迷恋网咖侵扰了他的心思，“我不知道要继续跳舞还是做其他的事，甚至考虑过开一间网咖。”彷徨到了极点，他决定休学去当兵，却提早退伍，因为脊椎开刀，这一刀阻挡了舞者之路，但罗曼菲对他说：“你可以编舞。”那时，云门2创立不久。
团创立于1999年5月，由罗曼菲担任艺术总监。那年，郑宗龙因彷徨休学，同年9月，他与魔鬼交手，“一念之间，我做了一件坏事，做的那一刹那，921大地震就发生了，那是很大的天谴。”究竟是什么样的坏事？他守住这个私密，也与这深埋的黑影拉扯多年，今年云门2团满15岁之际，他接下了艺术总监职位，正为年度公演春斗编排新作《杜连魁》，“这支舞就是我的赎罪。”
王尔德的小说《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》，由台湾现代建筑大师王大闳译写为《杜连魁》，时代背景移至70年代的台北万华。故事中，贝席画下俊美的杜连魁，而杜连魁为了留住永久的青春与无限的热情而与魔鬼交易，他确实保有了俊美，但每做出一件悖德之事，画像中的他便逐渐老丑，终至倾颓败坏。
“《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》这本小说是林怀民老师送我的，书中还附了两片CD有声书，但被我放在书桌上，一放就是5年，直到2012年我获得去纽约的奖助金才把它丢进行李。”郑宗龙走在纽约街头，紧贴的耳机里是有声书的叙述，借此练习英文听力，“刚开始时，我听不懂，但脑中的画面已经有人在跳舞。”
他查了字典，逐渐懂了故事，发现自己身上带有故事中几个要角的影子，有着画家贝席的浪漫和理想，有时又像玩世不恭的吴腾以似是而非的话去影响他人，而杜连魁从一张白纸到逐渐沾染他人的黑影，积累成足以置人于死的黑暗力量，郑宗龙几乎有过同样的内在经历，或许杜连魁在舞台上自杀身亡，也是编舞者死过一回的替身。
舞作《杜连魁》中，舞蹈与有声书的叙述并存，“语言的逻辑与结构是以大脑去理解的，可是舞蹈是皮肤的，是视觉的，是感受的，让观众一下子用耳朵聆听，用脑袋去理解语言，一下子又用皮肤去感受舞作，两者如何切换？这是编舞的难处。”郑宗龙并加入北管，“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表演的经验，小时候看的野台戏，开场便是使用北管音乐的扮仙，《杜连魁》也用了野台戏的结构，以北管开场，把整个人物介绍一次，再进入故事。”
过去的郑宗龙在舞作《墙》中，期待困缚可以被打破；《在路上》则希望有一条正向的路可以追寻、探索，在这出舞作赢得诸多国际奖项之后，他真的在美国独自开车一个月，走着精确而平稳的路，那时的他好想念曾取得“流浪者计划”而走向印度、喀什米尔的旅程，“那些人、那些火车班次，天天都有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，每天都是新鲜的。但在美国，几公里会遇见什么，时速多少就会到达哪里，没有意外。”然而，一路从美国东岸开向西岸的过程，当他越过孤单的那道线之后，沿路的地貌、花鸟云朵、奇岩异石使他进入内在的宁静与透明。
“没有人会来拨弄你心中的那滩水，那真是喜悦。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太近了，所以你的影子会落在我身上，我的影子会落在你身上，总有一些黑暗面会交叠着，互相作用。然而，美国那段旅程结束后，我接受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必然。编排《杜连魁》的过程中，我隐约感觉到在这支舞之后不会有路了，因为可以更自由。人生应该建构在每一个与人交错的当下，没有特定的道路必须追寻，而且我知道，过去那些丑陋、出轨、逞凶斗狠，不会再来困扰我了，那些曾被修补得乱七八糟的痛，不会再留下来了。”
或许在街上摆摊叫卖的开始，他便走上一条两端拉扯的路，路的一边是与人称兄道弟的义气与江湖习气，另一边是图书馆里干干净净、口齿清晰的学生，“我一直羨慕图书馆里那种彬彬有礼、可以控制自己身体的人，也曾痛苦地练习变成那样的人。进了云门2团后，某次准备上台讲话，我在后台紧张得很，有人对我说：‘你做你自己就好啦！’我当场很没礼貌地回了一句：‘我极力想要从那个地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做我自己是要我回去那个地方吗？’然后我上台了，站得挺挺的，好好地说话。”
如今站上艺术总监这个平台，郑宗龙希望云门2团给出创作的空间再开放一点，只要是与身体的创作连结，无论是当代艺术或科技面向等其他艺术家皆可参与。“林怀民老师希望云门2团能在台湾各地跳舞，牵动更多人舞动身体。罗曼菲老师希望云门2团可以让更多年轻人进来跳舞、编舞。伍国柱说过，他害怕孤单，编舞可以让他和人在一起。而我，像在下跳棋，试图在这3者之间平衡地跳动。”
说起过往的心路，郑宗龙多次用到拉扯两个字，或许“挣扎”是彷徨的凌乱线条，而“拉扯”则是冲突的张力，后者更贴近舞蹈线条，透过《杜连魁》，他彷佛在两个拉扯的世界找到了和解之道。“不久之前，我梦见自己走在路上，一边是绿草地，另一边是荒地，中间有一条斜坡路，我看见妈妈迎面走来，没说一句话，想把钥匙交给我。”接下那把钥匙了吗？郑宗龙停顿一下，眼神迷蒙如梦，“我不知道，就在我妈妈想交给我钥匙时，画面就没有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