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你在柯一正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，一定很难想像30多年后，那个总是在节目进行到最后时，站上“不要核四、五六运动”的肥皂箱上，激奋填膺、侃侃而谈的运动精神领袖会是柯一正。
年轻时的柯一正很少高谈阔论，对政治人物或公共事务往往搞不太清楚，常常投完票出来和朋友聊起来，才发现自己投了废票。可能他年轻时想做的不是这些听来很琐碎无聊的事，他也总是迷迷糊糊，独来独往的，大家明明住在屋子里，他却一个人睡在车子里，有时候还化装成老人让大家认不出来。他是一个谜样的帅哥，也可能因为人长得很英俊，男人女人都太容易迷恋上他，许多人喜欢找他演戏、共事或谈恋爱，他光是应付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就已经耗费太多时间。
我们这群年轻时就混在一起工作玩耍的朋友们之间还有许多趣事，其中有个笑话是吴念真说的，他说他最嫉妒两个人，一个是柯一正，另一个是詹宏志。因为朋友们约会时任何人迟到，都会充满罪恶感的满口道歉，只有这两个家伙迟到，不但不必说抱歉，所有人还得满心欢喜的起立欢迎，甚至感激涕零的说，啊，你终于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柯一正很糊涂，难得会记得约会时间。詹宏志很忙碌，能来参加就很不容易了，他说起话来充满洞察力，闪烁着智慧。
台湾新电影浪潮有多少年，我就认识柯一正有多久。被电影史上定义为台湾新电影踏出去第一大步的电影《光阴的故事》的4个年轻导演，他正是其中之一。《光阴的故事》是一次美丽的错误，如同辛亥革命不小心放了一枪就起义了，竟然也成功了。当时的老板想利用制片厂的电动猩猩拍成一部侏罗纪公园。我们借机只用400多万元预算找了4个年轻人，完成了各自的梦想。那只猩猩只出现在其中一段的几秒钟梦境中，整个过程就像是4个小顽童开了大人一个玩笑。
柯一正拍了由李国修主演的“跳蛙”，其实已经明嘲暗讽当时的教育和政治了。当我们找来4个年轻导演分配4段故事时，柯一正笑着说，你们先挑，剩下的给我。我们因电影而结识，我也和他合作过好几部电影，他和我一起讨论电影剧本，但是从来不挂名编剧，所以得奖都归我拿。或许，正是他这种不和朋友斤斤计较的个性，使他的朋友越来越多。
到了2006年，政党轮替已经6年了，国家社会非但不见起色，反而发生了阿扁贪渎事件，红衫军上街头，社会陷入族群互相仇恨，国家认同分裂。这一年对我们打击更大的是柯一正生病了，在一次健康检查后证实罹患了大肠癌，朋友们都哭了。就在这样的绝望气氛中，反而是柯一正笑嘻嘻地安慰大家说，他生命中发生过好几次差点送命的意外，所以抱着每一天都是捡来的心态。也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，有了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下乡的计划。
我正在公共化的华视当总经理，能帮上忙的部分是在新闻节目中持续报导这个不依赖政府补助、完全由民间募款的壮举。原本需10年完成的计划，由于民间反应热烈而缩短了一半。这5年时间，柯一正常常跟着下乡，某次离岛的演出时，他还差点被大火灼伤。他克服了病魔的纠缠，又成了满面红光的老帅哥。
政党再度轮替了，马英九带领着已经在野8年的国民党重新执政。日本311核灾之后，因为马英九轻率说了一句台湾没有人在反核，又激发了老顽童柯一正的斗志，和他的学生吴乙峰想出了“我是人，我反核”这样的口号，决定在最短时间内号召能连系到的电影人和作家，在总统府和台北车站等地方连续躺成一个人字，并且高喊口号，“我是人，我反核”成了后来反核运动中最能朗朗上口的口号之一。
由于警察局对柯一正、骆以军等人开出了违反公共危险罪的传票，要他们去警察局接受调查的行为，激发了艺文界和电影界友人们的愤怒，扬言要一起去警察局门口排出更大的人字，这件事就在长官交代下没有下文了。我也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传了一通短信给柯一正，表示我会挺他到底。他回了我一通短信说，这件事我跑不掉。意思是要拼就一起拼，发挥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情感。我因此想改变世界的热情再度被召唤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于是就有了2013年3月9日破纪录的全台20万人的反核大游行，当天晚上电影人在守夜的帐篷内做出了更惊人的决定，要在大游行之后短短的一星期之后，开始每周五晚上定点定时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上进行“不要核四、五六运动”，我们靠着许多朋友的帮忙订做了12个反核肥皂箱，用反核操、反核拳、演讲、音乐表演来持续反核四的理念。
这个活动最重要的精神在于志工的招募、公民论坛和滚雪球的活动，我们经过蓝绿为了争夺政权的恶斗和绑架，不再相信这两个政党，也不再相信英雄。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，唯有大多数国民的文化、政治的素质提高，大多数人的人格提升，大多数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觉醒。我们没有想到原本只是为了坚持反核四到底的运动，渐渐成了许多其他公民运动来寻求相互伸援的舞台，因此也结识了很多平时没有机会接触的善良、勇敢的人。柯一正更是直接加入其他的公民运动当发起人，例如宪法133实践联盟罢免吴育升的行动，明知不可为而为，还和王小棣导演在寒风中当举牌工。
每个星期五的下午6点，去到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进行一连串的反核四活动，风雨无阻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结果我们真的熬过了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历经几次狂暴的台风，历经大年初一，历经元宵、情人节，人数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因为支持者担心人太少而出门表达支持而增加。那是如何荒谬的画面，一群人在台风来袭时站在暴雨中唱歌跳舞，是一群自虐狂，还是一群脑袋坏了的人？其实他们真正想抵抗的是冷漠、黑喑和灭亡。柯一正说，他原来计划如果没有人参加，他一个人也要站在广场上。他说，大不了，你们把我吊在广场上吧？我告诉他，你永远不会只是一个人，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
那天我约了柯一正、戴立忍和魏德圣参加诚品选片的影展记者会，我怕他又忘了时间，提醒了又提醒，结果他还是迟到了半小时。原来他刚从日本回来，戴上了忘记调回时间的另一只表，整整差了一个小时，他却还以为自己提早半小时到达。记者们守候在门口，要问他关于“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”在捷运上的广告被迫拿掉关键字的问题。他被堵在记者会门口侃侃而谈，依旧是很帅的模样。我想起他年轻时，当他迟到时，我们还得起立欢迎，感激涕零的说：“啊，你终于来了，谢谢。”
